備註：本文於2021.05.26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投書】大旱大疫下，藻礁公投被你遺忘了嗎？」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盧倩儀
老天爺並沒有忘記台灣。我們怎麼對待大自然，大自然就怎麼對待我們。作為一個長年只重視開發卻輕忽生態的國家，今年籠罩全島的大旱，台灣自己也出了一份力。我們早該住手，但政府毫無要停手的意思。下一代可能得面對更頻繁甚至常態性的「供一停六」、高溫野火及多重疫病夾殺，然而盤踞政客腦海的，依舊只是如何能從傷痕累累的大地母親身上挖更多的水、建更多的接氣站、發更多的電、排更多的碳。
大潭藻礁肩上扛著的，早就已不再只是藻礁生態而已。公投案承載了太多人內心「住手」的吶喊。
疫病大流行漸成常態，依舊只要開發不要生態？
砍光的樹、飆高的氣溫、消失的棲地、滅絕的物種，人類不知節制的開發，給了人畜共通疾病前所未有的大顯身手機會。高達75%的流行病，是從棲地遭侵入或破壞的野生動物傳染到人類身上。截至目前為止已奪走全球數百萬人命的新冠肺炎病毒，可能是最晚近的一個，卻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我們立即該做的，是減緩開發、還地於大自然，讓她有機會開始自我療癒。然而即便整個社會付出沈痛代價，「環境保護可以等，經濟成長不行」的施政基調依舊不變。
政府認為，三接退後455公尺已展現最大誠意，對方也該退一步。然而，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地球生態體系崩解的序奏，請問要往哪裡退？體系崩解正是由一點一滴看似不相干的生態破壞累積而成，若現在仍不是記取教訓、珍惜上千年生態系的時候，什麼時候才是？
伴隨「減煤」的，應是「減氣」而非「增氣」
政府辯稱三接並不是「經濟與環保」的取捨，而是「環保與環保」的取捨，因為三接的興建是為了減煤增氣。「減煤」固然理所當然且是早就該採取的行動，但「增氣」卻錯得離譜，因為這可能將嚴重加劇全球暖化。
地球溫度在2020年時，已較工業革命起始點上升了1.1oC；距離生態臨界點（1.5oC）只剩下區區0.4oC。人類能在生態懸崖前及時勒馬的機會只剩8年半，而我們僅存的碳排預算卻疾速飛逝。天然氣的主成份是甲烷，是一種在大氣中壽命短但鎖熱能力超強（二氧化碳的100多倍）的溫室氣體。在一篇名為〈到不了彼岸的過渡能源－天然氣的甲烷排放與溫室氣體足跡〉（A bridge to nowhere: methane emissions and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的論文裡，康乃爾大學Robert Howarth教授團隊比較了燃氣發電與燃煤發電的溫室氣體足跡，證明前者遠遠高於後者。台灣政府的「增氣」政策是只看二氧化碳排放（下圖黃色），卻完全無視甲烷排放（下圖紅色部份），殘忍剝奪年輕及未來世代在地球上安度一生的權利。
在一個尚未採行「增氣」政策的情境裡，只減二氧化碳但不減甲烷的減排策略，會讓世界在短短幾十年之內便進入混亂恐怖的大災難狀態。下圖「無作為」及「只減二氧化碳」兩條曲線顯示，地球升溫將在2030年左右飆破1.5oC、2045年左右飆破2oC。二氧化碳在大氣中壽命超過百年，同時鎖熱能力遠低於甲烷，因此如圖中紅色曲線所示，減二氧化碳無法及時壓抑住地表溫度的上升，也因此無法協助我們走出氣候緊急狀態。而「無作為」及「只減二氧化碳」這兩條曲線所預測的，還是沒有「增氣」政策的情境；一旦將「增氣」政策考量進來，我們只能自己想像一條能對應甲烷大噴發、直逼3oC、4oC、6oC的陡升曲線，及它對我們──尤其是年輕及未來世代──生存機率代表的意義。
如果我們希望地球增溫幅度能對應圖中的藍色及綠色曲線，而非紫色、紅色或是那條尚未被畫出來的索命曲線，那麼廢除「增氣」政策改採「減氣」的策略就刻不容緩。
「增氣」政策響應美國業者不實宣傳，為世界敲喪鐘
美國頁岩氣業者利用高超的公關手段，成功讓世人忘記了天然氣其實就是全球暖化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化石燃料。當較接近地表的傳統天然氣儲量漸趨枯竭，美國業者發展出了深入地底深層擊碎頁岩的開採技術，使美國天然氣產量疾速飆升。在氣候緊急狀態下推銷這項骯髒產品難度之高不難想像，於是業者想出了「天然氣是『過渡能源』（bridge fuel）」的行銷手法。這樣的不實廣告，至少讓台灣上了鉤，導致中油在2018年與美國最大的錢尼爾能源公司簽下了天然氣採購長約。
燃氣發電的溫室氣體足跡遠高於燃煤發電的事實，固然已足以構成台灣全面檢討增氣政策的充份理由，但當我們把天然氣中頁岩氣的溫室氣體排放又遠高於一般傳統天然氣溫室氣體排放的事實也納入考量時，則台灣的「增氣」政策近乎成了一套完美的物種滅絕政策。根據Howarth教授團隊的研究，頁岩氣的開採過程極度骯髒，甲烷排放程度不可與傳統天然氣同日而語。位於氣候敏感地區的台灣，氣候能源政策竟是急切莽撞地為地球暖化加柴火。
(圖片來源：Methane emissions and climatic warming risk from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shale ga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
聯合國預估，30年內全球氣候難民將達2億人。當台灣興高采烈拿著珍貴水、電資源，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驕傲地為全世界解晶片荒時，位在氣候敏感區的我們是不是忘了，因為水資源耗盡或其他氣候災難而顛沛流離的氣候難民並不是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慘故事，而是以每秒增一位的速度直接衝擊氣候敏感區人民的真實危機？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國防安全」的概念早已延伸到了圍堵邊境敲門求助的氣候難民範疇。擔任美國拜登總統新設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2008年主編的《氣候大災變：氣候變遷對外交國安政策之意涵》（Climate Cataclysm: 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一書就點名，台灣是面對氣候災難首當其衝的國家之一，並指出：當災變創造大量難民時，人們不該指望利他主義與仁慈心能發揮作用。
歐盟與美國飆升的境管預算，證明了二者阻絕氣候難民於門外的決心。對金字塔頂端、能隨機應變在全球各地購置豪宅的財團、政客而言，這不是問題。但一般人或許應該開始認真思考：我們此刻明顯感受到的左支右絀、四處碰壁、所有解方只是創造更多問題的窘境，是否正是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早已跨過了傳說中的「生態極限」？與其慣性、盲目地支持政府「生態保護可以等，經濟發展不行」的施政基調，徒然為金字塔頂端受氣候災難衝擊最小的少數人創造更多財富，我們是否該嚴正要求政府換一條路走？一條能讓大家都活下來的真正活路？
當政府執意拚經濟，人民能不能做出自己的決定？
本文所提到的所有資訊，相信對執政者而言都不陌生。但全球化之下，政府的角色變得越來越像殺進殺出的股市交易員，沒有停下腳步來思考的時間，更沒有自主踩煞車的能力。生態懸崖邊，唯一能踩剎車救生態、救己救人的，似乎只剩下人民自己了。
相對於生態系的崩解，股市的漲跌、外銷訂單的消長、藍綠的對立、統獨的爭辯，這些宇宙短暫過客的錙銖算計顯得多麼渺小可悲。既然政府克制不了「等一下！再讓我拚一下經濟！」的衝動，那麼出現在生態臨界點徵象一一浮現之際的藻礁公投，責任就重大了。
《寂靜的春天》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在一次得獎感言中說：「如果我書寫海洋的作品帶有詩意，那並不是我故意的。沒有任何一個用真心書寫海洋的人能將大海的詩意遺留在作品之外。」大旱大疫下思考藻礁公投、思考我們頤指氣使要大自然就範的態度、思考重新喚醒內心對大自然的敬畏、思考換一條路走能帶來的全然不同的簡單與美好。或許孩子們，他們的孩子們，也能有機會聽到大海寫的詩？